我认为，在增长 或者发展阶段上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，是会产生误导和加总谬误的。

但是，随着民众高涨的改革诉求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阻力，改革注定是一场复杂的利益博弈。设计好总体方案不易，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。

吴敬琏提出了个人对于最小一揽子总体改革的设想——一个核心的目标和四个配套的改革。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。也就是说要继续推进市场化、法治化、民主化改革。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为了避免四面出击，需要权衡轻重缓急，挑选出关系最为密切的改革项目，形成‘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。十二五规划通过后，学界、政府部门很多人都开始研究和讨论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顶层设计，应该有哪些重点的改革项目。

要实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从管理国有企业到运营国有资本的转变。落到实处吴敬琏认为，新政府重启改革已经迈出第一步。在任何社会，税收体制既可以阻碍经济增长，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。

西方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使用了数百年都没有问题，主要是在设计时考量到了人的需要问题。对一些地方官员来说，城市化仅仅意味着土地的城市化，而不是人的城市化。对城市化已经到达一定程度的城市来说，城市化的目标是城市如何升级的问题，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发展的问题。第一，通过税制来调整国民经济结构，实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、中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之间的平衡。

●从30年的高速增长逐步过渡到中速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过渡好。实际上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主题。

只有民间金融结构发展起来了，中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发展才有希望。第二，通过税制改革来改善中国的社会结构，主要是在减少和保护社会最底层的同时，大力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。如果过渡的好，也就是中国在未来10- 15年保持5%- 8%之间的增长，中国完全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。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国有企业。

后来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，也带来了城乡整合的问题。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税制改革一样，即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促进社会正义和公平。他在专访中指出，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来说，更大的挑战是，如何使中国经济平稳地由高速发展转型到中速发展。对执政党的改革现在很明了，主要就是反腐败，建立一个清廉的政府。

发展中小型和微型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手段。新政府面临严峻内外环境《经济参考报》：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两会上选出了新一届政府。

如果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国有银行去这样做，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。在这里，财税改革、金融改革都要往前走，但我认为重点还是城镇化改革，这可以保证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。

您认为，对新一届政府来讲，今后将面对怎样的国际和国内形势?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讲，有哪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?郑永年：中国新一届政府面临着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，现在他们需要正确的估计这个形势。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改革 。中国传统上是农业社会。《经济参考报》：既然您谈到了改革这个话题，您认为，新一届政府的都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改革?郑永年：从去年底十八大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和领导人讲话来看，我认为这个进程比较明确。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推进城市化《经济参考报》：近来，城镇(市)化已经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最高议事日程之一。我非常欣赏李克强所说的改革是最大的红利，将来体制改革会是最大的红利

也就是说，现在中国虽然在一些领域仍旧非常缺乏资金，可在更多的传统领域却已经超饱和，根本不需要大规模投资（投资了也赚不了多少钱，甚至于会亏本）。贷款给社会保障，可以从根本上拉动内需。

因此中国民众储蓄之所以达到空前水平，社会基本保障缺失是重要原因。为什么这些基本的社会问题不能得到解决？答案非常简单：缺钱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采用传统的模式——孤立地处理一个危机根本不可能化解这两个危机，这两个危机也只有互相化解，即用一个危机去化解另外一个危机，才有可能得到解决。因为上述两个危机实际上恰恰是可以相互化解的：一方面，相对过剩的资金的数量正好可以满足社会保障的资金需要，为建立全民的全面社会保障奠定必需的资金基础。

因为它还可以化解一系列的社会难题。例如可以使政府节约巨大的开支。可是 2012年年底社保基金总收入已超过 2.8万亿，但资金缺口仍非常巨大。如果有了全民的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，则政府就不必再如此大量地投入资金来补贴社会保障，因此可以节约极其巨大的开支，这就使得政府可以大幅度减税，其中包括许多变相的税费，例如土地出让金等等。

然而，这些问题目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，而且有些问题一定程度上还在加剧。二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百废待兴已经阶段性终结，现在的情况是百废已兴，已经出现了缺少安全稳妥的投资方向问题。

中国政府2011年全部财政收入10万亿元，即使全部投入到社会保障，还有 5万亿元的缺口，何况政府不可能将全部财政收入都用于社会保障。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发展的转折点贷款给中国自己的社会保障，比借钱给美国，要安全可靠得多，而且从效果来看，也比借钱给美国要好。

笔者认为，很多问题不能解决，与解决问题的方法落后有着密切关系——迄今为止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基本方法都是用孤立的眼光看问题，用孤立的方法解决问题。正是社会保障的危机催生了中国当前的相对资金过剩危机。

所以，如果我们综合地来看待整个中国社会的危机，可以发现它们又都是社会发展机遇。这将不可避免地会加重危机，使经济出现更严重的失衡，而且还会加深西方对中国的不满，从而导致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，欧美频繁发起对中国光伏产业的双反调查就是一例。进入专题： 危机 。尤其令人担忧的是：这种相对过剩资金还在迅猛增长，迄今看不出有任何放缓的迹象。

当前一些经济学家所谓的产能过剩，实际上也就是这种超饱和的结果。现在的关键是：我们对两个危机以及社会保障改革要有清醒的认识，这是激活这一历史转折的必要前提。

应该承认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政府，其实都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的。笔者估算，相对于目前中国的人口和物价水平而言，中国社会保障所需要的启动资金至少为15万亿元左右，之后每年至少需要投入10万亿元（其中对学历教育、职业教育的基本保障就需要至少4万亿元，涵盖全部民众的医疗和养老保障至少需要3万亿元，住房和基本福利 3万亿元）。

而除了向金融体系融资之外，中国社会保障也根本没有任何其他途径可以解决资金问题。因此可以预言，中国还会在一些领域继续超饱和投资，还会进一步增持美国债券（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），来缓解相对资金过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压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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